19世纪末的一个老湘军

2020/08/01 20:27 汉委奴国王 T大

光绪十年(1884年),担任清军哈密军营总理营务的湘军军官周汉向主持新疆军务的湘军重臣刘锦棠递交了辞呈,原因是身体多病无法胜任军务工作。刘锦棠似乎很重视周汉,“留至泣下,终不听”。

湖南宁乡人周汉算是湘军二代,其父周瑞英是廪生出身,咸丰五年(1855年)在湖北投军,先在胡林翼帐下,后来又先后跟着罗泽南、李续宾。湘军克复武昌后,“叙训导,加六品衔”。咸丰十年(1860年)春,周瑞英又奉广西巡抚刘长佑檄,去广西当差,在这一年的七月,年仅39岁的周瑞英病卒于桂林军营。

周汉是周瑞英的长子,他承袭了父亲云骑尉世职。咸丰十一年(1861年),刚及弱冠的周汉也投身湘军,并无多少慷慨悲壮,只是为了贴补贫困的家庭。周汉投军后,先后转战湖北、安徽、江西各地,以军功保江西知县。许多湘淮军人用人头拼来的,并非是真金白银的实职,而是有待补缺的候补虚衔,周汉即是其一。

同治五年(1866年),周汉获得了入京引见的机会。湘军系统在京城的人脉还算通达,湘军子弟周汉按理说不难搞个补缺的机会。但是,性格耿直桀骜且不善交接的周汉“为部吏所格”,没能补缺。此时正直左宗棠督师西征捻回,于是周汉又投身湘军刘松山部,“随征回、捻,积功擢同知直隶州”。同治九年(1870年)正月,刘松山在宁夏金积堡“炮中左乳”而身亡,其侄刘锦棠接管老湘军,周汉在其军中“总理营务”。

同治十一年(1872年 ),周汉随刘锦棠出战西宁,左宗棠“奏请以知府留陕西补用,赏戴花翎”。同治十二年(1873年),周汉携家小赴西安等待候补。如同数年前在京城的遭遇一样,周汉这一次依然没有获得候补机会。发捻乱事以来,湘淮军人(尤其是湘人)因军功获保举者无数,都司、守备挥手如阴,道员、知府摩肩接踵,“五等之封烂焉”。

但是,朝廷实缺有限,大多数获得保举之人只能得到“候补”虚名,而无实际官职,也没有任何傣禄和补贴,徒有官身而已。身历其中的周汉自己也曾感慨,“年来各省候补人员莫不师师济济,闲居累岁,困顿无聊”。

未得补缺的周汉比一般不得志的候补官多一个优势,那就是刘锦棠的赏识和重用。在西安苦等数月却没有得到任何差遣后,周汉开始频繁与刘锦棠联系,寻求帮助。同治十三年(1874年)三月初,周汉再入军营,为刘锦棠之前锋,屯兵北疆前线的鄯善。

直到光绪十年(1884年),周汉才因病乞退回乡,刘锦棠百般慰留,母亲、祖母、弟弟接连病故的周汉最终还是坚持返回宁乡老家。返乡之后的周汉将多年积蓄和刘锦棠所赠钱财“分半给孀居弟妇及寡妹”,又“将原籍田庐或捐或赠,一洗而空”,举家迁往长沙居住。周汉“陆续捐置家庙、墓田一百二十余亩,共计价银二千两有奇”,竟使“家人衣食不赡”。广散家财之后,周汉自己的家庭却陷入贫困。

如果按照传统道德,周汉是儒家道德的真诚践行者,“捐田产,兴义举,未尝非一乡之善士”。光绪十四年(1888年),经湖南巡抚奏请,朝廷批准周氏家族为周汉建“乐善好施”的牌坊。居乡的周汉与湘军高层刘锦棠依然保持密切的联系,光绪十年(1884年),刘锦棠委派周汉等人在长沙开办“宝善堂”,刊布善书,劝化桑梓,儒家意识形态原本就是湘军的文化底色,事功之外,时刻不忘伦理教化之类的社会责任。

罗泽南、曾国藩等人能以书生领山农而建湘军之勋业,很大的原因就是湘省民风拙朴,或可曰封闭保守。然而,咸同军兴不仅给湘省书生庶人带来人生跃进的机会,亦引发了世道人心的变化,即所谓的“不古”。周汉对此忧心忡忡,“自咸丰初寇乱以来,牧猪屠狗者流动杖敛,出门不数年,立功取富贵,累累若若,昼锦一堂”。

差序社会格局的变动背后是战乱对社会权力格局的改变,而外来经济文化的冲击在周汉这样的老湘军、老儒生看来,就更是对固有文明的颠覆性毁灭了,毕竟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光绪十四年(1888年),致力于出版教化善书的宝善堂因经费短缺而停办,但因长期从事出版事业而“与长沙各刻字行、书商密切往返,与各地善堂互通往来”的周汉却因此积攒了相关行业的大量人脉。

当年洪杨之乱假借基督宗教之形式而行民间巫蛊之实际,亦成成为湘军曾国藩等人以儒教文明加以挞伐之理由,故而曾氏会以“倘有抱道君子,痛天主教之横行中原,赫然奋怒,以卫吾道者。本部堂礼之幕府,待以宾师”之类的文辞而行军事人力资源动员之目的。曾氏本人虽也可归为文化保守主义者,但其人并不绝对排斥现代文明,否则便不会有洋务之始了。

然而,身处湘军系统中层的周汉并无这样的眼光和格局,对于外洋事物怀有一种强烈的仇视。周汉故乡宁乡县的大屯营地区是土靛产区,“居民种者十六七”,但“自洋靛输入,廉价工省,土靛无人过问,种者绝迹”。现代工业产品对于湘省落后产业的冲击,是导致周汉仇视西方文明的重要原因。

当然,卫道士立场的周汉更为憎恶的还是西洋的宗教文明。在周氏视野中,基督宗教(包括基督教和天主教)在中国之传布,是破坏世道人心的罪魁,毁灭固有文明的毒瘤:

天诛邪教捏造耶稣邪鬼名目,僭礼干份,尊祀配天;捏造妖书,吠天地三光为邪鬼所造之器物,吠犬人祖宗父母弃世如器物损敝然。中国圣贤仙佛,悉遭辱詈。胆敢四处散发,煽惑中国愚民,诱奸中国妇女,罪通于天,神人共愤。是不鸣鼓攻之,邪教妖书,何由而灭?

周汉对于天主教的认知更多的是来自于文化隔膜环境中的想象,或是当年镇压太平军的感性认知,扭曲异化自不待言,“诱奸中国妇女”更是一种污名化的臆想。光绪十六年(1890年)正月初一日,笃信“风俗贞邪由于教化,教化之要首在纪纲”的周汉刊布《谨遵圣谕辟邪》,正式宣布向外来的“天诛邪教”开战,表现出一种置生死于事外的态度,预先为自己作了一道挽联:

以遵神训、讲圣谕、辟邪教而杀身,依然见列祖列宗列圣列仙列佛之灵,稽首自称真铁汉;

若忧横祸、惑浮言、惧狂吠而改节,死犹贻不忠不孝不智不仁不勇之臭,全躯岂算大清人。

光绪十七年(1891年),周汉刊刻了一本朱墨套印的反洋教的通俗图册,题名《天猪教》,用“天猪教”的谐音污名化“天主教”。除了将外来宗教贬斥为“邪教”之外,周汉也认为洋教传布也是为了“谋中国的江山”,“剥中国银钱,害中国性命”。在周汉的理论逻辑中,卫道与卫社稷是一体的。

湘省文化面相颇为有趣,既出现了曾、胡、左等以事功而闻名且不泥守传统的“圣之时”者,还曾有魏默深、郭筠仙这样开眼看世界的孤独清醒者,当然也出现了周汉这种排外主义倾向明显的守旧者。排外与反洋教在理学色彩浓厚的湖湘大地有着深厚的社会土壤。早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湖南士绅就曾刊布《湖南阖省公檄》,对洋教大肆批判攻击,甚至用中国民间秘密社会极为灭绝人性的“采生折割”恶行对洋人传教、行医等行为进行污名化想象和描述,譬如所谓的“挖眼剖心”:

从教者将死之时,必有同教数人来,屏去其家之亲属,伊等在内念经求救。其实趁其人尚存气息,即刻其目,剖去其心,为彼国造伪银之药,然后以布束尸,听家人殡殖。盖谓人之精灵在心,而五脏之精华在目,心目存,其人犹未死,对之念经,则必登天堂。至于躯壳,犹传舍也,不必惜之。此害人,终自害也。

​周汉的反洋教宣传继承了湘省文化保守主义的这种取向,在刊布《天猪教》图册之后,他又出版了《鬼教该死》、《灭鬼歌》、《齐心拼命》等通俗读物,广为传发,不遗余力宣传反洋教主张,其出版物遍及省内外,仅《鬼教该死》就印了八十万册。周汉的舆论宣传影响很大,收获也收割了大量对外洋文化隔膜无知的一般民众,“湘鄂两省,赞周之歌谣者,十人而九真”。

周汉之图册、揭帖不仅影响到湖湘两省、长江中下游各省,甚至远到偏僻的新疆、甘肃都有人传阅、翻印。周汉本人虽然并未亲身发动针对洋教的暴力行动,但是他的宣传品对长江各省民众的反洋教行动却产生了很大影响,“各省闹教之由,实由匿名揭帖最为祸首”。针对洋人洋教的各种“挖眼剖心”污名化形象建构见诸于各种揭帖之类的宣传品,“挖眼残害诸事,有图有歌,谣传一播,愚民竟谓目前真有其事,有触即发”。

在周汉之类宣传的作用下,民间反洋教运动与会党势力相互纠缠,在多地引起严重的群体性冲突,即是所谓之教案。在周汉宣传品广为散布之后,长江诸省发生了多次教案,其中影响较大的是1891年的武穴教案和宜昌教案。

在这两起教案中,中国民众皆对洋人育婴堂、医院之类公益组织产生严重误解,武穴教案中的民众误认为当地福音堂内以死亡儿童遗体制作药材;宜昌教案“实因法国圣母堂误收民人游姓被拐幼孩起衅,怀疑蓄愤,乌合打闹,失火延烧”,烧毁英、法、美、意各国教堂多座,外国侨民住宅及领事署也遭到袭击。

在这些教案之中,民众与洋人教士发生暴力冲突,互有死伤,民众的反侵略爱国主义精神固然值得钦佩,但是文化隔膜而导致的误解更需要深思。处理教案的督臣张之洞对民众的态度非常严厉,认为“若不诛数人,以后法纪尽废,匪徒得意,顽民横行,大乱将作”。

激烈的民教冲突固然有着极为现实的时效性原因,但是周汉之类宣传品长期以来潜移默化的反洋教作用才是深刻的意识形态因素。外国驻华外交官、宗教、商业人员对中国民间社会的反洋教思潮和运动也有一定观察,从而会转化为对清朝的外交压力。

光绪十七年五月二十八日(1891年7月21日),各国公使联合照会总理衙门,声称中国有“造作匿名揭帖,散布谣言惑众,编订小说传播,致生衅端。种种匪犯,迄今概未拿获一人,惩办一事”。多次大规模教案发生之后,西方各国和日本公使又联合照会总理衙门,直指湖南即是各种反洋教揭帖策源地,“湖南省被认为是他们的总部和中心,但是他们的追随者则遍布全帝国,甚至在国内的最高级官员中也都有他们的代表人物”。西方各国甚至祭起了炮舰外交的威胁手段,声称“在眼下和今后的一个长时间内,在长江流域、在上海和广州这些开放城市里的外人社区,只能在获有外国军舰的保护下,才能认为安全可靠”。

总理衙门受到的外交压力很快传导至湖湘地方当局,总署给张之洞的电报是要求他“亟应设法严惩,以消隐患”。是年年底,张之洞总结了调查结果,认为周汉“素好攻低洋教,编成歌谣图画极多······专刻诋洋教之书,刷印数十万本”,周氏本人“在湘省颇有名,长沙三书院亦多推重,故代为传播之人甚多”。正因为周汉老湘军的身份和不小的社会影响力,张之洞建议从轻处置,将其“发往新疆军营。彼处荒僻,无教堂可闹,自不能生波矣”,以求息事宁人。

张之洞的办法固然有人情味,但是洋人并不肯妥协,各国公使对总理衙门的外交催迫仍然继续。然而,湖湘当局面对地方士绅各界巨大压力,如果重办周汉,“必激成事端”。各方势力博弈妥协,最终于光绪十八年四月,朝廷对周汉的问题定性为“言语荒诞,迹类疯狂,以致匪徒假托其名,造言煽惑,实属咎无可辞”,下诏革去其候补道的职衔,“查传到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勿令出外滋生事端”。

如此这般和稀泥式的处理,西方诸国似乎也没有再借机找麻烦,事情似乎就这么平息了。然而,数年之后的教案风潮中,周汉及其作品再度成为舆论风潮主角。甲午战败之后,爆发了成都教案和古田教案;1897年又发生了两名德国传教士被杀的巨野教案,直接导致了德国出兵侵占胶州湾,清廷被迫《胶澳租借协定》。

民教冲突引发新一轮民族危机,以爱国者自况的周汉不甘心乡居的寂寞,于1897年发布文告,号召“天下忠臣义士,奋然以兴,毅然以断,悉将耶稣妖巢妖书妖器焚烧”,再度掀起反洋教的舆论风潮。早已是“网红”一般的名人周汉自然受到外国在华外交官的注意,英国驻汉口领事很快就照会湖南巡抚陈宝箴,指责周汉“复编极恶揭帖,各处粘贴”,要求湖南地方当局“赶紧饬将造谣之人周汉,拿押究办,免生意外之虞”。

陈宝箴是锐意新政的新派官员,深知“湖南僻处腹地,风气未开,深闭固拒”,主张严惩周汉。在上报北京总理衙门之后,陈宝箴派人会同宁乡县令朱国华拘捕周汉。在风气未开的湖南,周汉有着很大的影响力,当宁乡县当局打算将周汉押解省城的时候,正在宁乡赶考的生童们哗聚公堂,以罢考要挟知县朱国华释放周汉,抓捕周汉导致陈宝箴在湖南全省备受非议。

在案件审判过程中,周汉又很会利用舆论力量,标榜自己是大清臣子与周公孔子之徒,所作所为皆是护君、护教、护国、护民的义举:

大清皇帝身为周公孔子之徒,以周公孔子之教教臣子,于今二百五十五年。大清灭,而我降为他国之臣子,服从他国之教;大清一日未灭,而我预叛大清,降为他国之臣子,服从他国之教,万国万世所共恶,罪不容诛。

从传统王朝政治伦理和文化价值观而言,周汉占据了道德高地,在审讯过程中态度桀骜嚣张,陈宝箴的压力非常大。一方面是物议汹汹,另一方面是来自北京的外交压力,湘抚陈宝箴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周汉的几份所谓供词,不知怎么流传出来,被民众刊印为《天柱地维》,在湖南流传甚广。

陈宝箴最终以精神失常为理由,宣布监禁周汉,但又顾忌湖南地方士绅官民的压力,非常矛盾地允许周汉有自由出入牢狱之权利。无论立场如何,周汉是一个真诚的文化保守主义者,非常倔强地选择在监狱中服刑。周汉在狱中服刑十二年,直至宣统二年(1910年),因为患病,被家人接回,不久就去世了。两年之后,周汉誓死要捍卫的大清王朝也走到了历史尽头。

继续阅读

免责声明:本文来源于网友,不代表铁血网的观点和立场

分享到:

热门跟帖

我来说两句
提交

热点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