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之叹

2020/01/24 07:05 丝袜美腿高跟鞋 T大

辛亥之叹

一、民国先贤和五四先知们,对民主制度,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

民国先贤和五四先知们,由于没有基督文明之信仰,没有基督文明的基本学养,他们看到民主制度能带来国家富强,所以要追求民主。

民主制度之所以能带来国家富强?那是因为:以文明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国家,本着文明的四大核心理念——自由、尊严、平等、人的有限性,用法治和制度建设,来保障人的自由、尊严、平等和基本人权。并秉持人的有限性的理念,对政治权力进行制衡、限制、监督、防范,以免政治权力堕落为奴役人民的暴政。从而使社会迸发出巨大的活力,使人们在思想、文化、科学发明等领域,获得空前的自由,才带来文化科学的昌明,才带来物质产品的丰富,才带来国家富强的结果。

国家富强是民主制度派生出来的结果,而不是民主制度的根本目的。

民国先贤和五四先知们,将民主制度所派生的结果,当成终极价值来追求。并对其进行急功近利的解读。这就产生了一种大谬不然的思想文化体系——舍本逐末,不知其所以然也。

这种对民主制度的“舍本逐末,不知其所以然”的理解,遂产生两种结果:

其一,既然民主制度是达到富国强兵目的之手段。一旦达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那么民主制度就变得可有可无的了。

其二,当民主制度在整合社会秩序没有专制权力那么快速有效时,中国的知识者,便纷纷抛弃了对民主的信仰,转而支持专制了。

在这种对民主制度的“舍本逐末,不知其所以然”的文化结构上,遂使中国的知识者,在人类文明发展轨迹的探索上总是找不着北。从而带来了一百年的社会震荡和战乱,付出了血流成河、白骨成山的代价,至今仍然在“历史三峡的漩涡”中,被旋转得晕头转向,而看不到中国走向民主、文明、进步的出路。

其实归根结底,民主制度是文明这棵参天大树上所结的果子。中国的众多知识者,只想摘这颗果子吃,而恨不得把文明这颗大树连根铲除……直到近代,中国知识者的认识水平,仍然停留在民国先贤和五四先知的水平上。

究其原因,乃是中国人的身子虽然被近代文明裹挟着,极不情愿地进入了近代社会。但其脑袋仍然停留在“大一统,击缶上首功”的暴秦时代。

回顾一下中国进入近代社会的历史,鸦片战争打开满清皇朝严密封闭的国门,促使少数中国人首先醒悟,使先知先觉的中国知识者,不再沉迷于“天朝上邦”的自造神话之中,遂进行反思和弥缝补漏。认为是“船不坚、炮不利”所致。乃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保留专制政体的前提下,发起了洋务运动,乃造枪,造炮,造船,购舰,来自强武备。

然而甲午一战,号称亚洲第一强的满清舰队,竟为“撮尔小国”的日本打得一败涂地,全军覆亡。

继之,“撮尔小国”的日本,又把素以蚕食鲸吞中国领土为快事的沙皇俄罗斯打得一败涂地。遂刺激了更多的中国知识者反思和醒悟,乃得出结论,是制度不如人也。然后才有戊戌变法和国民革命运动。

经过多年的变法争鸣和武装革命实践,1911年,武昌城头一声枪响,全国各地纷纷响应。殖民中国267年的满清皇朝,顿时土崩瓦解。国民革命取得成功,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

由于中国知识者没有文明学养之根,“以美为师”建立起来的中华民国,只学到一点民主制度的皮毛,而学不到民主制度的核心价值观,学不到民主制度运作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因而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的民主根基十分脆弱。

二、孙逸仙是民国之“父”,也是民国罪人。

孙文秉持国民革命说,数十年如一日,发动十多次武装起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无论是造声势,还是艰苦卓绝,锲而不舍,所付出的先烈热血,都是当时革命派、君宪派、改良派、北洋派、开明缙绅士大夫的先驱。故民国建立,孙文尊显,被后世尊为国父,虽有僭越之嫌,然情有可原也。孙中山这个文明的半桶水,到了中国,就被民国先贤惊为天人了。

因为民国开基,是革命派、君宪派、改良派、北洋派、开明缙绅士大夫、知识者(特别是新闻媒体从业人员的鼓吹呼号)妥协共赢的结果,其中有满清皇室和摄政王载沣及裕隆太后的顺时因变,顺应民情历史功绩。中华民国,绝不是国民革命派一家的禁脔。再说,国家是国民的公器,绝不允许私产化。把孙逸仙视为民国之父,在国家理念上,有私产化之嫌。

后来,袁世凯在萨镇冰变相率海军“反水”之机,逼退清廷,“海军尽叛,天险已无,何能悉以六镇诸军,防卫京津?”从而避免了战火荼毒,居功阙伟。继之袁世凯为中华民国首任伯里玺坦特(今日误译为“总统”者),思为中国的华盛顿也。

平心而论,袁氏当国,在内外交困的国际情势下,在俄、日、英等国竞相争夺中国领土的险恶外交态势下,他忍辱负重,左支右撑,以夷制夷……维护着国家利益和安全,可谓呕心沥血,难为外人道也。

然而中华民国制度设计上的先天不足,加上袁世凯民主价值观和宪政学养上的欠缺,使得行政奇才的袁世凯行政理乱起来,亦感力不从心,颇多尴尬窒碍。遂以为中国的国家制度,于共和制不善,应以君主立宪制为宜。继之谋当君宪制下的“洪宪皇帝”,终至身死“国”灭为天下笑也。

袁世凯没在“阿麦利康”(America)生活过,尚情有可原。然而在“阿麦利康”长大和求学的孙逸仙,也比袁世凯强不了多少。

宋教仁遇刺,这本来是一个通过司法途径,来寻求社会公正和惩治犯罪的问题。民国先贤既然“以美为师”设立了最高法院,国会也任命了大法官,但孙逸仙却视最高法院和大法官如无物,只想到用枪杆子去讨个公道,遂发动二次革命,叛乱民国,否定民国。在民主基础十分脆弱的民国政体內,打开了潘多拉魔盒……此一罪也。

平心而论,民国北洋政府时代,是中国文化获得长足进步,经济、文化、政治群星灿烂的年代;也是生产力获得突飞猛进、社会相对安定、人民相对富足、国人的精神面貌欣欣向荣的“黄金”时代。然而出于私心,把这段历史极力予以掩盖、歪曲和抹黑,难为众人所知也。

袁世凯洪宪称帝,在举国反对、亲信反戈、大兵压境的情势下,披皇袍仅83天,遂含羞气绝而亡。民国政府相继为黎元洪、段祺瑞、冯国璋、曹锟等人入承大统。

在这种政治情势下,凭着孙逸仙等民国先贤巨大的影响力,他们完全可以成为在野的强大压力集团,引导和监督民国政府,逐步完善制度建设,以“积小步成大功”的谋略,而行推进中国的民主、文明、进步之大计。

诚然,北洋国民政府时期有诸多不如意的地方,这些“不如意”的地方,正是民主制度逐步完善的标的物。

而一惯秉持“毕其功于一役”的孙逸仙,并在“阿麦里康”长大和求学的孙文,仍然难以适应民主社会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而不能跳出中国历史上的丛林法则——“成王败寇”、“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思维惯性,难以理解民主社会“步进积累、立法完善”的思维方式,从而视北洋民国政府为中华民国之完全失败也。

于是,孙逸仙急功近利,不惜发表任何“北洋军阀”都不齿的“孙越声明”,鼓动部分“终身议员”赶赴广州,又在广州设立“军政府”,自任大元帅……

孙文此举,给中华民国带来了无尽的血泪和累累白骨……此为孙逸仙破坏民国之罪二也。

辛亥之叹

三、一代笔走风云的才子梁启超,也强化了丛林法则。

一代才子梁启超其著《李鸿章传》,竟引得日本名相伊藤博文能大段背诵。伊藤博文情不自禁,边朗诵边哭泣。为其精神导师李鸿章忍辱负重、饱受艰辛屈辱、却被思想简单的国人骂为“卖国贼”而痛,亦为才华盖世的梁启超被迫流亡日本而泣。

后来,在民国政府中,梁启超为进步党领袖,率群伦与第一大党——国民党相抗衡。

梁启超的笔底风流,为世人倾慕。其笔下有“气吞万里如虎”之势。其笔端带有浓浓的感情,真气沛然,超凡脱俗。其走笔如火山之喷发,如波涛之汹涌。他的笔端充满魔力,令时人如醉如痴,趋之若鹜。以致时人教子动辄曰:为文当学梁任公。他才思敏捷,竟能边打麻将边口授报纸社论。口授稿亦成为一篇行云流水的佳作美文。

袁世凯绸缪洪宪帝制时,曾徵求过梁启超的意见。并对梁启超的笔力深为叹服。遂送去一张30万银元的支票,示其写一篇赞成帝制的文辞。

也许梁启超深知袁世凯洪宪称帝之举,已成覆水难收之势。乃明里许之,而暗中阴连学生蔡锷,准备举兵反抗之。

袁世凯洪宪皇袍加身,梁启超却以一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来公开宣言反对之。并将30万银元支票原物奉还。

後来,梁启超的学生蔡锷首先在云南发难,举枪相向,天下群起响应。遂推举梁启超担任护国讨袁军大都督,指挥各路大军,浩浩荡荡,杀向北京。

袁世凯在举国反叛、作茧自缚的洪宪称帝后,羞愧无地,急火攻心。遂一病不起,一命呜呼。

袁世凯临死之前,曾以曹孟德之词哀叹:天下无孤,将有多少人称王?将有多少人争霸?天下生灵,将遭百年涂炭矣!

以后的历史证明,袁世凯的临终哀叹,被其不幸言中了。

洪宪称帝失败后,思想简单的中国学界,于是又诿过于古德诺教授。指责其鼓吹帝制,罪无可逭云云。

为此,专门找来古德诺教授之原文,与中文翻译稿仔细核对。这一核对,悲从中来。

原来,古德诺教授作为民国政府聘请的宪政顾问,书生气颇重,不愿尸位素餐,乃思为中国政制改造有所参详。于是为文论述君主、共和、宪政之优缺点,以为兴利除弊的比较也。

但中国的翻译者,掐头去尾,断章取义,只选取对帝制有利之言辞翻译之。以便挟洋自重,以为洪宪称帝造势。古德诺教授不擅中文,遂被欺骗之。只好卷起铺盖,回美继续教书。

由此可见,言论封禁,单向性灌输,不但蠹国害民,当轴者亦深受其害,被深深误导欺骗而不自知。可谓历史一叹也。

今天看来,梁启超明里支持袁世凯披上洪宪皇袍,暗里却绸缪举兵反抗之。这种损招,实在太阴了。为正人君子所不取也。

既然袁公对他信任有加,倚重异常。就该尽朋友之义,对袁公黄袍加身之举,据理谏之争之。以免朋友犯下历史错误。惜哉梁启超却是背道而驰之,强化了土匪逻辑。

四、中国的知识者,何时才能爬出历史三峡的漩涡?

经过百年战乱和剧烈的社会震荡,付出了白骨成山、血流成河的惨痛代价后,中国的绝大多数知识者,仍然没有获得多少精神进步。仍然在精神流浪的旅途上,做了一群迷途的羔羊。

近代的中国人,有坚持制度决定论者,有倡言回归传统儒学者……

撇开等而下之的新儒学,纵然是等而上之的“制度决定论”者,他们仍然认为:中国的落后、愚昧、贫穷,是专制制度带来的结果——他们的认识水平,还停留在康有为的水平上。

回顾一下中国融入文明世界的历史,五四新文化运动,讨论到文化层面,就因为国家危亡,“救亡压倒启蒙”,不得不戛然而止了。可以说,新文化运动还没有看到中国融入文明世界的门槛。

其实,有什么样的信仰体系,就有什么样的文化系统。有什么样的文化系统,就有什么样的世道人心和政治制度。

当然,“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与“有什么样的政府,也养成什么样的人民”,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偏颇于某一方面。在现代民主大势日益显明的国际环境下,没有文明底蕴的国家,也可以通过学习和模仿民主制度建设,来迎头赶上。这已是另外一个论题了,此处搁下不表。

只有了解到文明的基本理念,才知道人的自由、平等、尊严、人的有限性等基本价值观的来源,才能理解“人权神圣”的“神圣”二字,才能产生价值坚守、真理执着的坚定和勇气。

否则近代中国的民主人士,只是一些功利主义者,甚至是一些机会主义。功利主义和机会主义组成的中国知识者群体,何谈推进中国的民主、文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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