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特科红队

2016/05/09 09:49 yonganzhe T大

中共特科特三科的正式名称是行动科,由顾顺章本人担任科长。不过,这个科却以“红队”而著称。红队,即“红色恐怖队”之简称。在特科内部,红队又称为“打狗队”。顾名思义,这个科的一个主要职能就是镇压叛徒,震摄敌人。

当时,对中国共产党秘密组织威胁最大的莫过于党内的叛徒。面临大革命失败后严酷的白色恐怖,党内不少的意志不坚定者和投机分子纷纷退党,一时之间退党声明或反共启事充斥各大报纸的版面。这类人如果只是脱党,对党组织并无多大危害,那不过是大浪淘沙,反而使党组织更加纯沽。但严重的是,其中一些人还进而叛变投敌,出卖组织,不惜用昔日同志的头颅作为自己在国民党那里的进身之阶。

中国共产党的许多早期著名的领导人就是因叛徒告密而被捕牺牲的。

通常,由情报科提供关于叛徒的情报,处决叛徒则由红队执行。

红队是一支精锐的小型武装部队。红队的成员主要来自过去工人纠察队的骨干,参加过上海工人武装起义,还有些来自北伐军,都有过战斗的经历,其中有不少人是神枪手或爆破的能手。除了惩治叛徒,红队还要与特一科配合,秘密警戒中央的重要会议。

一旦被选拔为红队成员,首先就是要熟悉各种枪支的使用方法。为了练就百发百中的枪法,红队的成员们常常坐船出海,到吴凇口外的海面练习打靶。

在一九二九年下半年,红队的力量发展到顶点,拥有的四十多名行动队员,每人都是神枪手,都会驾驶汽车。他们的装备除了各种型号的手枪,还有化学手榴弹。这种手榴弹可以使人流泪睁不开眼,使用时带一种特制的眼镜则不受影响。每次行动之后,如遇追击,扔出这种手榴弹可以阻滞敌人。此外,红队还可以从外面调动武器,甚至调来机抢。因为当时特科的情报科在国民党军队驻浦东的炮兵营中建立有联系。必要时,特科的总务科也可以随时直接从外国洋行购买枪支。

出卖周恩来的“黄埔一期”横尸街头

1930年5月5日至20日,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中央特科担任大会的安全保卫工作。大会结束时,49名代表全部安然无恙,被陆续掩护送出上海。然而,这其中有一个人又自己潜回上海,投入国民党的怀抱,成为卑鄙可耻的叛徒,他就是黄第洪。黄第洪是江苏扬州人,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回到上海后,他在闸北区的一个小客栈住了下来。他给周恩来写了信,说自己回到苏北后身份暴露了,敌人追捕很紧,不得已又回到上海,请周恩来无论如何给他在中央机关里安排个工作。周恩来给他写了回信,约定同他进行面谈。

一接到周恩来的信,他就给蒋介石写密信,以学生的身份告诉“蒋校长”,他在共产党里很不得志,有重要机密要直接同“蒋校长”面谈。蒋介石将信转给陈立夫,陈立夫自然不敢怠慢,立即批转让党务调查科主任徐恩曾处理黄第洪自首案。徐恩曾又把具体工作交给了驻沪特派员杨登瀛。杨登瀛是中 共秘密党员,他与黄第洪确立了接头的时间、地点与暗号。

7月14日上午10点,杨登瀛一手拎皮包,另一只手里拿了一张当天的《上海日报》,准时来到南京路邮局。但是他在邮局大厅里坐了半个小时,黄第洪并没有露面。三天以后,同一时间、地点和暗号,杨登瀛又如期前往,结果,又白等了半个小时。经过两次试探和暗地监视,黄第洪终于决定露面了。又过了三天,黄第洪与杨登瀛接上了关系。急于表明自己“诚意”的黄第洪向杨登瀛交代了自己与周恩来的关系,供出了已经约好的周恩来跟他见面的时间和地点,并且主动提出下一次会面时,把周恩来的亲笔信拿来。杨登瀛与黄第洪分手后,感到情况严重,不能迟疑,迅速报告给了中央特科。

7月26日,就在周恩来约定同黄第洪谈话的当天,一大早,黄第洪接到杨登瀛的手令:“11点。城隍庙西街口。务将家伯亲笔信带来。堂兄。”黄第洪见到指令后,没有任何怀疑,觉得自己升官发财的日子就要到了,按照约定时间准时到了城隍庙。黄第洪刚刚在城隍庙西街口道边的树阴下站定,就见由东向西,一队轻骑飞驰过来。还没等他看清骑自行车人的面孔,就听“啪”“啪”两声清脆的枪响,冰冷的子弹已经穿透了他的胸膛。

共产党中央特科的卓绝行动,把国民党特务们震惊得简直无法相信这一事实。徐恩曾亲自到上海检查工作,对杨登瀛忧心忡忡地说:“真奇怪,怎么共党的消息这么快呢?”杨登瀛也沉重地点了点头,若有所思地说:“我小心又小心,还是让共产党抢先了一步,问题到底出在哪了呢?”

变节者玩苦肉计暴露真面目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组织遭到严重损失。要恢复和开展工作,首先要有人去干。正值用人之际,一些变节分子得以乘机钻入中 共地下机关,戴冰石就是一个。戴冰石是上海人,在蒋介石“四·一二”大屠杀之前,戴曾经在上海总工会机关工作。大革命失败后,他按照上级指示隐蔽了很长时间,一直没有接到出来工作的通知。实际上,反革命屠杀已经吓破了他的胆,他不希望共产党再找到他。

共产党没有找他,国民党可想到了他。在金钱和封官的诱惑下,戴冰石终于决心当走狗了。很快,他被安排进中共地下工作机关,不久,又被吸收加入中 共。戴冰石的工作是在英租界平凉路一个专门经营纸张文具的铺面当伙计,实际上这是中共中央机关的一个秘密联络站,戴冰石负责收发文件,他的小姨子也在那里帮忙。

由于戴冰石与其国民党的上司保持单线联系,所以即使是当时在国民党上海特务组织中居于显赫地位的中 共内线杨登瀛,也对此一无所知。不过,戴冰石导演的一出“苦肉计”使得他终于露了馅。原来,在杨登瀛被委任为国民党南京政府特务组织驻上海的特派员之前,戴冰石已经通过上海特务组织与南京的国民党党务调查科的实权人物杨剑虹取得了联系。在中共地下机关工作了大半年,戴冰石急于邀功请赏,便直接向杨剑虹提交了破获其所在平凉路秘密机关的计划,希望通过这次行动达到两个目的:一是在中共下级机关交通员按常规去取文件的时一举捕获多人,如果能在这些人中打开缺口,就可以破获更多的秘密交通站;二是由于这个机关被破坏,戴冰石就有可能被安排到中 共中央的其他更重要的机关去工作。

戴冰石提出,为了达到第二个目的,必须使他本人不在被捕之列。但是为了避免引起怀疑,他便想出了一个“苦肉计”,提议敌人在抓捕时将他的小姨子也带走。杨剑虹非常赏识戴的这个计划。这些情况,杨剑虹并没有告诉杨登瀛。

8月份的一天,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派杨登瀛将密封公函送往英巡捕房的政治部。在那里担任要职的华籍帮办谭绍良拆开一看,立即约杨登瀛一起带了十几个中外巡捕,来到戴冰石所在的文具店,搜走了没来得及带走的大批中共中央文件,同时当场逮捕了7个人,戴冰石的小姨子也在其中。三天后,这被捕的7个人被引渡到淞沪警备司令部,交由国民党审理,正好由杨登瀛具体负责。

两天过后,戴冰石的小姨子仍未被放出,戴心中焦急,老婆又哭闹不止,逼得他狗急跳墙,直接找到杨登瀛,请杨登瀛将他的小姨子释放。这时,杨登瀛才知道了戴冰石的真正身份。当天晚上,杨登瀛就与陈赓联系,陈赓立即向中 共中央汇报。中央非常重视,经查实后,证明戴冰石的确是内奸,便命令红队除掉这个内奸。

9月初的一个早晨,戴冰石的老婆买菜回家,突然在菜篮子里面发现一张纸条。戴冰石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德水,家乡来人,请于即日午后3点到湖北路东安旅馆3号房找张先生面谈。表兄。

德水就是戴冰石的化名,“表兄”则是平时与戴冰石单线联系的中 共中央机关联络员,“张先生”是指上级领导。到了约定的时间,戴冰石大摇大摆地走进东安旅馆大门。他推开门,走进屋子里。窗前背对着门站着一个人,戴冰石刚说了一个“张”字,身后的门“砰”的一声已经关死了,一只粗壮有力的大手紧紧地卡住了他的脖子,一个低沉的声音一字一顿地送进他的耳朵:“叫你这个内奸死个明白!”一把冰凉的匕首顷刻间刺入了戴冰石的心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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