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驻华美军开支相当于500名中国抗日士兵

2018/05/17 09:00 小骗子说历史 T大

美国人杨格(Arthur Young)1927年受聘来华,长期担任国民政府的财政顾问,至1947年才因病辞职,返回美国。

凭着对国民政府财政状况的切身了解,杨格晚年写下了《中国经济和财政的复兴》、《中国与援助者:1937-1945》、《中国战时财政与通货膨胀:1937-1945》、《中国建国的努力:财政经济纪录,1927-1937》等多部著作。

在《中国与援助者:1937-1945》(China and Helping Hands:1937-1945)一书中,杨格记录了孔祥熙在1944年的一场牢骚。这场牢骚针对的,是驻华美军给中国财政带来的沉重负担。孔祥熙说:

“在中国,你们的孩子们每天需要6只鸡蛋,而现在减为4只。但是,你们每天吃1磅牛肉……为了供应肉食,我们把耕牛拿来给你们吃……很快将没有任何牲畜留下来帮助农妇们耕种他们的田地了。”

按杨格的计算,当时1名驻华美军的开支费用,相当于500名中国士兵的费用。

驻华美军在饮食方面的高消费水准,让负责供应的中国政府焦头烂额。

1944年9月,驻滇美军就饮食问题向国民政府提出抗议,原因是驻扎在昆明呈贡的1万余名美军每日所需的牛、猪、鸡未能按标准足量供给。驻华美军总部要求解决,事情一路闹到了蒋介石那里。蒋不得不专门就此事致电云南省主席龙云。

蒋的电报全文如下:

“昆明省政府主席:据美军总部九月一日备忘录,略以昆明呈贡区美军已增至一万零六百人,每日所需之肉类计牛35头,猪50头,鸡1000只,而滇省府仍照前每日限制数量供应,并不增加,请予协助,设法供应等语。查此肉类供应攸关盟军营养,同作战力量甚大。惟牛只可饬市府在产牛较多之地方代为购买运昆明,其余鸡猪等项在昆明附近似可采购,此项关系较巨,希由该省设法协助,勿使匮乏,以敦睦谊。除函复,径与该省府洽办外,仰即遵办具报。中正。申虞。侍。参。印。”

蒋希望龙云排除万难,满足美军的要求。但在龙云看来,这种档次的供给,云南方面实在已经力不从心,难以为继。因为此前的供给,已必须依赖长途跋涉自外省采购。

龙云的回电全文如下:

“重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囗密。前奉申虞侍参电,当饬主管遵办去后,兹据呈称,滇省向非产牛区,年来供应盟方,概由黔省贩运而来,前恐影响农耕,妨及粮政,曾经略加限制。嗣准盟方请求,即已取消。惟据商人沥陈,近因盟方人士日渐增多,办理愈感困难,实缘产源枯竭,以致供不逮求。查核所称,确系实情。至于猪鸡两项,仅有农户零饲养,素无专业,频岁消耗之巨,亦远过于生产等语。复查所呈,均属事实。除仍遵电饬令务尽可能力予协助外,谨以肃闻。敬祈鉴核。职龙〇,叩。酉。巧。省秘。印。”

更早一些时候的1944年1月份,云南还发生过另一起相似风波。

因驻缅美军肉类供应匮乏,史迪威曾致电何应钦,要求“将云南省所产之新鲜牛肉,输往印度,以供军事人员食用”。1月21日,何应钦致电龙云,要求其尽可能满足史迪威的要求。

何应钦的电报,原文如下:

“查该处之有此请求,系悉云南省内特别昆明附近所有鲜牛肉,除经由战地服务团采办,以供驻昆美军食用外,尚有多余可输往印度。查牛肉之采办贮藏及输送等问题之准备,均已布置就绪,此等布置包括建筑房屋,购备器材,任用人员等项,故函恳迅予核准所请将牛肉输往印度是祷,敬请早日赐办示复为感等由。查滇省驻军规定,每人每月给肉类一斤,是否确有多余,每月可给若干公斤,敬请饬与本部驻昆明办事处马处长洽办。”

从何应钦的电报来看,史迪威似乎已经做好了采办、运输、保存云南鲜牛肉的一切准备工作,只待龙云提供鲜牛肉。

但龙云在次日给何应钦回电中,拒绝了史迪威的要求。理由是云南农村的耕牛早已被驻滇美军买光吃光,现在供给驻滇美军的牛肉,乃是跨省购自贵州盘县。

龙云的电报,原文如下:

“美军驻昆明年余消费甚巨。自三十二年度人数日渐增加,入春以来,每日猪羊不算,菜牛每日须三十条,鸡千余只,鸡蛋数千枚。现在农村耕牛被其买净,延至盘县(贵州境内)购买。此种庞大惊人之消费,不但不能供给印度方面,即在滇者,亦将成问题。”

这些电报往来,证明了杨格所谓的“1名驻华美军的开支费用,相当于500名中国士兵的费用”,并不是夸张。

前引何应钦电报,透露了驻滇中国军队的肉类配置——“每人每月给肉类一斤”。驻滇美军的标准则是:“一万零六百人,每日所需之肉类计牛35头,猪50头,鸡1000只”。二者相比,确实如同九地之下与九天之上。更何况,“每人每月给肉类一斤”只是标准,能否切实执行,还是以个未知数。

时人对中国士兵生活状况的亲历见闻,也很能说明问题。1940年7月7日,国民党中宣部部长王世杰在其日记中写道:

“今日余汉谋司令自粤来,对蒋先生言,前线士兵只能日食一粥一饭,予闻之不甚震骇!”

同年4月,地下党员张公干从宜昌前线回来,如此描述他所见到的前线士兵的日常生活:

“衣服问题,冬天少棉,夏天缺单,一件衣服,往往数月不换,衣上的虱子振一振几乎要盖地,晚上铺盖全是稻草,实不如犬马,谈起来只想痛哭。吃的呢,是带糠的大米,盐都得不到,菜更不足谈。得的薪水呢,……苦干半年尚得不到一元,加之衣食不丰,生病者要占五分之四,一则下级官没有巨款与之疗治,二则兵乏分文无所购药,因是病亡者,不可胜数。”

1941年6月,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从重庆坐船去泸州,也曾亲眼目睹同船的中国士兵窘迫至极的生活:

“房门外兵士坐卧满地,出入几无插足之处,且多显病态瘦弱之外,十九有疥疮,四肢头颈皆可见到,坐立之时遍身搔抓,对此情景,殊觉国家待此辈亦太轻忽,故不敢有憎厌之心,转为怜惜矣。……兵士早九点米饭一顿(自煮)后,至晚始再吃,下午门外有二兵以水冲辣椒末饮之,至天夕又各食万金油少许,用水送下。”

事实上,因物资匮乏,早在1940年,国军已普遍改三餐制为两餐制,菜品全面退化为菜叶盐水汤。1945年初,每名士兵每天的副食费标准只有12元,汉中的白菜一斤要30元,萝卜一斤要20元。1944年,美国专家随机抽取1200名国军士兵进行体检,结果发现营养不良者高达57%。抗战中后期,许多战区的司令长官和军团长官,不得不安排专人从事商业活动,以维系其核心部队的基本补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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